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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9 4月29日 纪念林姐姐陆抗天
尊敬的老师和各位同学: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做《鲜花开放在悲壮的四月》。我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讲,因为今天,即2008年4月29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四十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曾有一个叫林昭的女子,受尽百般折磨、凌辱和迫害之后,被秘密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死不见尸。第二天,上海市静安分局派人到林昭家,向其家人索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可怕的一页。 也许,在座的诸位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林昭,甚至不知道她为何许人,做了什么事,有什么功绩,以至于今天拿到这里来宣讲。我想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我们所在的土地上这个伟大女性的声音穿过时空的重重阻隔和人世的层层封锁,传到了我们所在的世间,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林昭的存在对每一个公民甚至整个民族的良知都是一个考验;二是我始终坚信,今天的80后绝不是人们耻笑的堕落的一代,也绝不是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格的一代。正因为我始终坚信,所以今天,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思考与激情,把这位伟大的女性介绍给大家,也再次鞭策自己。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12月16日出生于苏州。
其父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宪政,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持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曾任中央银行专员。于1960年其女林昭被捕时,大喊“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服鼠药自杀。 其母许宪民,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许金元烈士之妹,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是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的女兵。1936年任第三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1946年,在史良支持下,参加苏州国大竞选并当选国大代表,在一系列有利身份掩护下,资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地下电台,提供收发电报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日本投降后曾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1949年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其女林昭死后受到刺激,流落上海街头。据林昭之妹彭令范讲,1975年11月24日,其母许宪民摔倒在上海马路上,由行人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但医院以她是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为由。不予抢救,第二天许宪民逝世。 林昭有两个舅舅。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牺牲,尸体被国民党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是为雨花台烈士。堂舅许觉民,原中科院文学所所长,于2006年逝世。 林昭还有一妹一弟。其妹彭令范,现为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技术研究员。其弟彭恩华,曾为美国加州大学助教,已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享年59岁。 林昭于1948后读教会中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被发展为地下党员,被当时的苏州城防指挥部列入学生黑名单。 1949年7月,她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当时林昭父母要求林昭出国留学,但林昭即私自报读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下,立下“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以示决绝。自此后三年多才与家里联系。 1950年从学校毕业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在给朋友信中说“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信中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1952年至1954年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在《常州民报·副刊》任编辑期间写作“斯大林的故事”,在读者中影响颇大。 1954年,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上北大以后,她改名为林昭。加入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由于她较好古典文学造诣和出色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北大名教授游国恩先生的赏识,游国恩先生曾建议她改学文学专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先生的愿望没有达成。 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北大著名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创刊,林昭任编委,主编是现在已离休的北大教授乐黛云先生。当时编辑部无办公场所,编辑工作往往挤在林昭所在的文科女生宿舍二十七斋二楼宿舍里进行。时间长了以后,一起的同学都渐渐的了解了她,于是便亲切称之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1957年《红楼》第二期有一篇林昭署名为“任锋”的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情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呵/ 我们又这么年青!”1957年2月,林昭写了一首诗,叫《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调侃那些“奖章诗”的作者把奖章看得太重,她这样调侃道: …… 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 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 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假若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件东西, 难道说你就再无法把爱情歌唱? 这首诗暴露了她一些“不合适宜”的思想,(注意,“不合适宜”四个字打引号)这首诗在“5·19”以后果然受到了批判;但是还是不难看出,林昭此时还是沉浸在革命的欢乐中。在第三期的《红楼》编后记中,她这样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是年4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为了表示欢迎,林昭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题目是《我们的心》: 春天里的最好的时辰, 我们的心烧热了北京。 我们的心顺着蓝天上的航道, 领着喷气式客机降临。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 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 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我们的心跟着汽车穿过市区, 多么幸福,当我们围着两位巨人! 八亿颗心今天都在这里, 一样红,一样热,拥抱得紧紧!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 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 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 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大家看,此时林昭的思想跟当时的同学们一样,不一样的在于,她可能比其他的同学热情。但正是由于她为党,为毛主席,为社会主义理想付出了全部的热情,才使后来她的思考能够进一步深入。这是关键。 5月19日黄昏,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墙上出现了张元勋和沈泽宜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其中有这么几句: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离,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大家注意,此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党号召人民向党提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元勋和沈泽宜写了这首诗。他们的想法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可爱,党既然号召我们提,我们就提,他们心里相信党,相信党是真心要他们提,就算某些意见流于情绪化党也会听。但是后来被证实这次整风是一次阴谋,不,准确的说是一次阳谋,引蛇出洞的阳谋。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7页:“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以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这就是引蛇出洞,然后一举把蛇消灭。无论是林昭,张元勋、沈泽宜还是千千万万的所谓“右派”,都上了当。 5月25日,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 22日,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口战”,一些发言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林昭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说道:“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木”字拆开为“十八”) 不料,一语成谶,林昭死时不足36岁。 5月22日是一个开始,林昭从此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就是这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促使她去思考。这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只要当时有点良知的人都会有,但是林昭的走得更远。 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召开会议,决定开除张元勋与李任,林昭在发言中批判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据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说,“受骗”“不仅仅是是「右派言论」,也包括(我和她)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10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喉舌,在历史上每一次害人的政治运动它都走在最前面,但是这次有点不同,因为这是一次阳谋,这一切怎么做都是早安排好的,只不过在找一个好的时机而已。这个社论等于是鼓励已经有些不正常的“反右”。 不久,北大师生一共有714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其中589人是学生。当时北大的校长马寅初先生也受到批判。这些人为此受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他们的一生都在痛苦中度过。 这年秋,林昭与谭天荣张元勋等学生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曾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抗议,被同学发现,及时抢救过来。被判劳教三年。后因新闻专业的负责人罗列先生怜其体弱多病,经常咳血,冒险为之说情,才没有被发配到西北劳改,改留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2月25日,张元勋被捕,被判刑八年。 1957年的阳谋,让全国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人在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但是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青春荒废了,他们的家人散的散,死的死,当他们能像一个一样的活着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人世间最可宝贵是青春和亲人,而他们竟两样都失去,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晚年是如何悲惨的度过。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到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人大新闻系右派学生甘粹也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经常主动照顾体弱多病的林昭。二人渐渐相亲相爱,并提出结婚申请。但是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农二师劳动改造,在那里度过了黑暗22年。林昭心情恶劣,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要求回到上海母亲身边养病。 1960年初,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母许宪民来北京接回上海养病。回上海后,疗养皆好,日渐康复。
在一次寄友人信中附一张自画贺年卡,上面绘了一艘帆船,旁注:直挂云帆济沧海。这 与6年之后林昭在监狱中送张元勋的帆船形成强烈的对照和呼应。 又给在甘肃某地劳动的北大“右派”刘发清寄粮票35斤。大家想,35斤是什么概念, 当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短缺。这35斤粮票挽救了刘发清的生命。这儿要插一句,所 谓的三的自然灾害,并不完全准确。经过后来历史学家的研究和考证,当时是发生了灾害, 但是国库里不是没有粮食,而且还不少。只是没有发放。 面对中国当时饥荒蔓延,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和反右所造成的灾难,在甘肃的一些学生和个别有良知的官员希望唤醒社会良知,正视社会苦难。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等希望创办刊物,传播思想。他们与在上海的林昭取得联系,决定合编一本杂志,取名《星火》。林昭在其上发表了《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的一日》,但是刊物还没出来,负责人张春元就被捕。 其间林昭以彭德怀冤情、大跃进、南斯拉夫等事撰文上书北京。 1960年9月30日,与张春元一起劳改的学生、教师39人全部被捕,唯独张春元在乱中逃脱。支持他们的数十名当地农民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对他们表示过同情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他们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几乎同时,林昭在苏州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警察逮捕她并抄家时,林昭父亲喃喃说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父亲彭国彦自杀身亡。 1961年林昭在狱中开始写作思想日记。其间当局不判不放,曾经一度将林昭与基督徒俞以勒囚拘一室。狱方的想法是,将林昭和监狱中最顽固的基督徒关在一起,让他们在信仰上相互打击,不料他们二人相处得好,相互发生很大的影响。林昭后来曾多次自称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都与俞以勒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1962年春,静安公安分局通知保外就医,由母亲和妹妹接回苏州乔司空巷15号家中休养。但这又是条诡计,公安放林昭,是因为「主犯」张春元在逃,放林昭为了引蛇出洞。而林昭年底又再次入狱,关押于上海提蓝桥监狱。 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关押和迫害的学生。 据陈伟斯《应共冤魂语 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一文中披露,林昭本年在保外就医期间,写作了30万字的《狱中回忆录》。该部回忆录至今未得见天日。 因拒不认罪,林昭虽不是主犯仍被重判二十年徒刑。判刑后的第二天,林昭写道:“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也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说明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至高情操大节正气。” 其间狱方曾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亲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粟宗华因此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1963年6月18日,林昭写《绝食书》云:“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意,此时的林昭经过监狱和为彭德怀鸣冤、大跃进、学习南斯拉夫经验等事的打击,思想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本年秋,有感于和鉴湖女侠秋瑾悲凉身世相似,借秋瑾断句为韵,写《秋声辞》。 1964年2月5日,林昭吞食药皂自杀未遂。 4月20日,写诗《家祭》,悼念舅舅许金元。诗是这样的: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前面已经介绍过,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是中共江西省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为雨花台烈士。林昭在这首诗中,那么沉痛,那么失望,舅舅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过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9月26日,林昭的纸和笔被狱方收缴,从此以后,她一直用竹签发卡等东西戳破自己皮肉和血管,取血书写,墙壁写满了,写在衬衫上,衬衫上写满了,写在床单上。并接连几次往家里要床单,家里人不解,后来才知道她拿去写血书。在狱中,她相继用鲜血写了数十万字的诗歌和文章。 11月9日,狱方因为与林昭谈话不投机,第四次给林昭加戴手铐,直至1965年5月26日才取消。第二天林昭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十天。林昭曾用鲜血沉痛地写道:“光是镣铐一事,他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我在绝食中,还是在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未给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12月2日,林昭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她当即在起诉书背面写了3759字的评注与批判。在起诉书说她“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后面,她批注道,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5·19’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她昂然宣称:“‘5·19’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5·19’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5·19’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在指控“‘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后面,她批注道:“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我辈不过是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后面的评注中她自赞“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个名称“清新可喜不落俗套”。)“5·19”是指张元勋和沈泽宜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那一天。 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卒强暴。2月21日晨,开始拒食。本月第二次用鲜血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和上一次一样杳无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书,要求转给正在给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师长野同治和智利记者罗哈斯,希望引起国际正义力量对自己案情的关注。 3月3日,第二封致上海地方最高长官柯庆施的信递出。3月21日,从狱方米汤中闻出米沙尔气味,喝后腹泻,疑有毒。以后常因喝米汤腹泻或腹痛。4月9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逝世,林昭怀疑之中有阴谋。
3月6日至5月31日林昭绝食八十天,此间天天写血书。到上海第一看守所22个月,仅于1964年11月5日家人送了一回副食品。3月中旬某日,血书“有事要求立即提审”。 3月23日,开始血书《告人类》,目前这部文稿仍然未得见天日。25日,身体极为虚弱,以来月经为由要求输液,狱方未答应。4月5日,上午11时喝狱方米汤,5分钟后腹泻,疑心有毒。
5月31日,再一次开庭审判,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判处林昭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后重回上海市监狱,囚于女监三楼五十三号囚室。第二天,林昭刺破手指,血书《判决后的申明》,她说道:“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虽然1980年上海最高法院为其平反,但是却只提及“这是一次殃杀无辜”,没有任何罪名。确切的说,林昭等的这一天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必然会到来!
7月至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和极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十万字。她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批评道:“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那时候,如此评价毛泽东及其统治除了林昭,恐怕再没有别人,就算是后来天津的张志新,她的批评仍然停留在体制内。 1966年5月6日,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偕同林昭母亲许宪民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张元勋看到林昭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 张元勋发现林昭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林昭就指周围的武装狱警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又指着周围的女狱警说:“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骯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林昭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和迫害,她说道:“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她告诉张元勋:“不要忘了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临别,林昭搜遍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帆玻璃纸叠成的小船,小船有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并托张元勋关照其母、妹及弟弟,言毕声泪俱下。 1967年5月1日,正在监督劳动的张元勋再一次偷偷来到上海,偕同许宪民来到提篮桥监狱要求探望林昭。狱方面告曰:“监狱已经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她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随后被从监狱医院病床上拖出去秘密枪决,死时未婚,年仅35岁。 死刑判决书到底由谁颁发、签字,无从知晓,没有记录。第二天,即1968年5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公安人员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林昭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林昭的母亲当场昏厥,彭令范给了公安五分钱的镍币。 没有人会忘记今天,因为今天是一个可耻的日子。 林昭执刑后几天,狱方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同去。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件已完全拆开撕碎检查过,血迹斑斑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者是林昭在狱中多年别的留存。据林昭的妹妹后来说,林昭的遗物“还有四大箱”,包括她在狱中被审讯的记录、文稿、血书和其它东西,当局说要绝密封存五十年。 1980年12月11日在为林昭举行的北大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为?,下联为!,是啊,如此惨绝人寰的大苦难,这些苍白的语言怎么能表达呢。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不可能为老师和同学展现一个完整的真切的林昭来。今天我们怀念林昭,不仅是她作为一个人所承受人类历史的最惨重的苦难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人格,还在于她的很多思考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振聋发聩的,比如,她在谈到极权体制的罪恶时,她说:用“所谓‘国家’、 ‘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迷惑”青年,“鼓舞”他们“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出”,“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动诱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她的这一思考不仅阐明了自1957年以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各种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还进一步揭示了极权体制的非人道的本质。在目前因“藏独”,奥运火炬传递等一系列事件引发的抵制CNN,抵制家乐福和法国的行动,林昭的这些话仍然不无启示意义。 她在谈到自由的建立时,她说:“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不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她得到的结论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她在受到如此巨大的非人折磨的情况下,仍然在思考如何用和平的方式去建立一种自由的生活。不仅如此,她还看到自由的真谛:“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同时我们也看到,林昭也并不是对一切都怀恨在心,包括极权统治者,她说:“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我)不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衷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得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的确实的真理呵!” 林昭的思考,她思想的力量,人格的力量,特别她的行动力,让今天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自惭形秽,今天的人们在她面前的时候又是何其的渺小和肮脏!今天的中国要的不是犬儒,而是行动者,不然我们永远也避免不了林昭所受的灾难会再一次发生! 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诗人海子说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中写说,我要“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告诉每一个人”,那么今天,我要把苦难的闪电告诉我的,告诉了在座的每个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林昭在行将遇难时留下的“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的遗言,而主要在于,我希望我们今天的80后、90后,还有未来的人们,能够铭记历史,铭记林昭和中华民族曾经受过的苦难,以便使类似的灾难不再发生,以便我们的国家能在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健康的发展,并且使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真正自由的,民主的,幸福的生活。只有这样,林昭的死,才有其全部的意义。谢谢大家! 陆抗天 2008年4月24日至27日 2008年4月28日定稿 February 27 很黄很暴力无意中买了一张《箱中女》,开始以为是日本垃圾色情片,后来发觉没这么简单。竟然发现了一堆关于身体的日本色情电影。好的色情电影在严格意义不能称之为色情片。色情片作为一个类型根本不存在,要么就是AV,要么就是艺术电影,贴标签划分类型总是害人不浅。色情电影只不过与erotic有关,或者说用色情的内容表达导演对世界的思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这类电影sexploration film。电影中出现这些东西本就是很自然的东西。西方有一种色情片的划分方式,即软核(soft core)和硬核(hard core)。软核的色情片是那种表现正常情爱关系的电影,其实,大多数能在电影院中放映的情感片,只要有色情镜头,多多少少都是软核色情片。硬核色情片则是那种表现非正常情爱的电影,比如表现虐待、折磨。说白了,软核就是指的是女人被正常使用。硬核指的则是女人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杀害。
《箱中女》就是硬核类的色情片,导演是小沼胜。在网上baidu小沼胜,发现竟然是能和大岛渚相提并论的大师级人物。70-8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堆拍硬核电影的大师级导演。除了小沼胜和大岛渚,还有神代辰巳、西村昭五郎、実相寺昭雄等。《箱中女》的是第一部,很容易被认为是一部粗制滥造的色情片,看完之后才发觉没这么简单。从《箱中女》的第二部看,小沼胜不是那种不会摄影的导演,看上去粗制滥造的镜头,实际上背后隐含着导演对现实欲望的深入思考。箱子和欲望,很好的被结合在了一起,
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下载到了《红发女郎》(字幕竟然是英文)、《无常》、《键》、《砂之女》、《花与蛇》、《供品夫人》等等。都是不错的电影,都是从欲望走向死亡的电影...
hani rashid宣称:“形式追随意义,意义追随工具,工具屈从于欲望,欲望就是一切”。可见建筑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密切。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对欲望和身体认识的越深入越透彻,对建筑的理解就越深入越透彻,建筑水平也随之越高。这个现象可以从电影中反映出来:日本、西班牙、北欧以及美国电影对身体和欲望的发掘可谓深入,其建筑水平也很高。尤其是日本和西班牙,几乎是世界范围内建筑整体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反映身体和欲望的电影之水平也是世界一流。
日本电影导演小昭胜的电影《供品夫人》中片段
日本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作品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电影《捆这我,绑着我》
面纱
伊东丰雄
选举朋友拿了一份报纸要我作个实验,我同意了。 问题一:如果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8个小孩子了,其中有3个耳朵聋,2个眼睛瞎,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自己又有梅毒,请问,你会建议她堕胎吗? 我刚要回答,朋友制止了我,又问我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而你这一票很关键,下面是关于3个候选人的的一些事实: 候选人A: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而且会星象占卜学。他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喝8到10杯的马丁尼。 候选人B:他过去有过2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威士忌。 候选人C: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从没有发生婚外情。 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谁? 我把答案写在纸上,然后朋友告诉我: 候选人A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B是温斯顿丘吉尔,候选人C是亚道夫希特勒。 我听了答案张大了嘴巴。朋友问我你是不是为人们选择了希特勒?那你会建议哪个妇女去堕胎吗? 我说:这个问题不用考虑,我们受优生优育教育多年了,都生那么多歪瓜劣枣了,就别在添乱了。我建议她去堕胎。 朋友告诉我:你杀了贝多芬,她是贝多芬的母亲。 我又一次张大了嘴巴。朋友说:吓一跳吧?本来以为你认为很好的答案,结果却扼杀了贝多芬,创造了希特勒? 最后的总结是:所以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来思考事物! December 11 一本书不错的一本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埃科(umberto eco)。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November 13, 2004)
![]() ![]() ![]() ![]() ![]() ![]() ![]() ![]() ![]() November 29 《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潘知常 (本文系根据演讲整理的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的第二讲,该书已经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有兴趣者可在当当网或者各地的书店购买)
大家好,今天开始讲《水浒传》。 说到《水浒传》,不知道你们首先会想起什么?我猜测,很多男同学肯定会想起武松醉打蒋门神?或者会想起林冲风雪山神庙?那么,女生呢?其实当想起一本非常男性化的小说的时候,女生会想起什么,这倒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呢。不过,如果要说起我自己会想起什么,那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各位吃惊,我没有想起《水浒传》的任何情节,我想起的是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征婚广告。 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征婚广告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现在也确实有一些学者在从各个方面去加以研究。那么,我为什么会想起它呢,简单一句话,是因为其中出场率最高的两个字:身高。你们可能已经不太了解了,但是你们的父母一定记得,当年,在女孩儿的征婚广告里,它们开出的征男友的条件,只要统计一下就会发现,在前三条里必有一条出现,就是对于身高的要求。那个时候,1.70米还算是“半残废”,至少要1.75米以上才符合基本要求,最理想的是1.80米,所以当时很多男孩儿,尤其是南方的男孩儿就很惭愧,因为南方男孩儿的平均身高据统计是1.68米。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女孩儿在择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身高呢?我曾经一度以为是不是跟美学观念有关?后来我逐渐发现,其实身高的问题和美学没有关系。一般在选择异性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讲究“身材”的,但我们所选择的身材主要是指身体的比例。身体的比例,从美学的角度看,与无人不知的黄金分割法有关。例如,上身要稍微短一点儿,下身要稍微长一点儿。因为人的眼睛的构造是很有意思的,他看物体的上、下部分的时候,只有在看到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稍微长一些,才会觉得舒服,而他在看物体的左、右部分的时候,眼睛也有一个十度左右的夹角,为什么女士的身材要有曲线才好看,就是因为人的眼睛对直线形的东西不习惯,对曲线形的东西,因为符合左右十度所形成的夹角,就比较习惯。而美的身材就主要是指要合乎比例,至于身高多少,那并不十分重要。电线杆儿很高,可是一个人要是长得像电线杆儿,那肯定不好看。仙鹤个子也比较高,但人要长成仙鹤的样子,那也肯定不好看。所以,从美学的角度,我们对于异性的要求主要应该是身体比例的要求。可是当时的那些女孩儿又为什么都要对身高提出要求呢?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实际上还是跟女性对男性的评价取向有关。 对于男性的评价取向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追求。在这个方面,人类社会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追求身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身体的时代。例如我们看到的“三国”时代、“水浒”时代,就都是一个身体的时代,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生活和安全都是靠自己来提供的,社会基本不管。这样的话,一个膀大腰圆的丈夫就肯定比较好。像过去的旧小说,一写就写“虎背熊腰,声如洪钟”。这种身材,如果是在现在,对这种男士女孩儿们肯定是躲着,更不会嫁他。我们想一想,虎的背,熊的腰,真是要多丑有多丑。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一页已经逐渐翻了过去。麦金太尔就曾经指出:“荷马的美德清单中至少有一些细目,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根本不会视其为美德,体力是最明显的例子”[1]。第二个阶段,追求权力,拿破仑个子不高,但是拿破仑在法国乃至欧却洲叱咤风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已经不是靠身体,而是靠权力去打拼天下。于是,一个人的身高也就逐渐的不再影响异性对他的选择和评价,影响了异性对他的评价的,是在他背后的权力。第三个阶段,追求权力,到了现代社会,一个新的标准出现了,这就是知识。一个人是不是有知识,是不是有品位,是不是有文化,就成了女性在选择异性时的一个主要的标准。 那么,在讲《水浒传》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首先想起征婚时对于身高的要求呢?因为在身高的背后,隐含了人类对于某种力量的追求。也就是说,人类的身体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也是一种力量,而且还是最为主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社会阶段,受到了主流的价值判断的关注。在那个时候,一个男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个男人在社会上有没有发言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他的身体的力量,或者叫做,“身体的暴力”。这时,我就突然意识到,《水浒传》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水浒传》的好汉,《水浒传》的英雄,凭借的也是身体的力量,或者说,身体的暴力。在中国的大宋时期,社会上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人,这部分人被社会排挤出来,但又希望能够回到社会,希望能够再次影响这个社会,那么,他能够靠什么来施加他的影响呢?身体,身体的力量,身体的暴力。
一 赢者通吃:暴力美学的盛演
《水浒传》心态:以流汗为耻,以流血为荣 身体的力量是人的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如果仅从人的力量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很难说它是好是坏,但是假如说我们把“身体的力量”上升为最美,上升为最有价值的价值,上升为人类的最高力量,它可能就已经是一个社会的下意识或者有意识的主动选择。因为,这个时候对于身体力量的推崇事实上已经是对于“暴力”的推崇。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力量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社会为什么会选择暴力?我们还要问的是:当时社会的那些推崇暴力的人为什么会为我们历朝历代,为我们几百年后的人始终奉为英雄?我要说,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我们第三只眼看《水浒传》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实,《水浒传》在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里就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水浒传》的第一回很重要,因为《水浒传》在第一回写的一道“黑气”就涉及到暴力。《水浒传》说:洪太尉听说压着妖魔鬼怪,他说,打开让我“看魔王甚么模样。”[2],手下人告诉他说不能看,一看会出事。可是他一定要看看“魔王甚么模样”。于是,一打开后,“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第1回)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十分形象。暴力本来确实是一道“黑气”,但是在它被正式地推上历史的舞台时,竟然成了“百十道金光”。这或许是说,事实上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着“暴力”的存在?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要在社会上生存就一定要靠暴力?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剖析《水浒传》的最最重要的角度。 而从这个角度去看《水浒传》,我们所看到的,也正是:暴力就是力量。 例如,我们在《水浒传》中可以看到一种令我们非常吃惊的观念,那就是:以流汗为耻,以流血为荣。按说,一个社会想要非常健康的发展,只能靠流“汗”来推动,任何一个社会,除了特定时期之外,它都不能靠流“血”来推动,尤其是,即使它不得已要以流“血”来推动,那也一定要知道:流“血”是不正常的!流“血”是不人道的!流“血”和爱最远!流“血”和美最远!而且,如果一个社会在特殊时期以流“血”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以流“血”的方式反抗流“血”,那尚可以理解;但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不再流“汗”,而只流“血”的时候,当一夜暴富的心态、打家劫舍的心态、抢别人东西的心态成为普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认定它是有严重问题的。可是,中国的《水浒传》时代就恰恰是这样。不以勤俭持家、勤劳致富为荣,而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打家劫舍为荣,或者说,是以流血为荣,以流汗为耻。这让我们在吃惊之余由不能不去猜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能够变成这样?为什么中国的《水浒传》时代依据的不是法律不是正义更不是爱,而是——拳头?在《水浒传》里,法律、正义与爱始终没有出现,但是拳头却是从第一页一直写到最后一页。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直到《水浒传》时代都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都没有能够找到爱的力量?而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还有必要追问,在中国的“水浒时代”,是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是谁劫持了我们的爱?在我们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民族,为什么在最最经典的文学作品里,美却被劫持了、爱也被劫持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水浒传》里哪些人物、哪些情节给了我们美的享受呢?我想说,基本上没有。我之所以说基本上没有,是因为,如果勉强去找的话,那么我只好说,其中有个别人物本来是可以写得更好,本来也是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美感的。例如,武大郎。其实,武大郎这个人倒是应该在文学作品中被热情歌颂的。可惜的是,在《水浒传》里他只是一个被嘲弄的陪衬人物。武大郎是一个小商小贩,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里从来就是被瞧不起的。因为在中国社会的生存需要的是拳头。武大郎不但没有权力、没有金钱,而且也没有拳头。他是著名的“三寸丁谷树皮”,身薄力单,他的弟弟武二郎有拳头,也有虎背熊腰,可是他既没有拳头也没有虎背熊腰。也因此,他在生活中可真是处处碰壁,吃尽了苦头。可是,如果回过头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实武大郎这样的人才是生活里真正应该被我们所歌颂的。因为劳动最快乐,而且劳动也最光荣。我记得在我过去住的那个家属区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县的高中生,跑到南京来打工,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他就干起了收废品的工作。可是,他收废品时却与其他收废品的人都不一样,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而且每次到我家来收废品,都要跟我聊聊杜甫、李白,而且还很自豪地跟我说,我认识你们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古代文学方面专家,他叫谁谁谁,我经常到他家去收垃圾,不用多说,我对他的感觉一直非常好,我很欣赏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当的劳动者,他的劳动态度其实比我们的很多现代人或许还要更加健全,尽管他暂时没有一个很体面的职业,也许他永远都没有一个很体面的职业,但是他有一颗值得你尊重的爱劳动的心。那么武大郎呢?你们认真想一想,武大郎不也是这样的吗?他只是想靠正当劳动致富,确实,他的起点很低,但是他仍旧希望能够正常地在这个社会求得发展,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勤劳的双手把自己的这个非常满意的家庭维持下去,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能够维持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他有错吗?没有!可是,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连这一点卑微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呢?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贫瘠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很多人一开始都是想勤劳致富的,一开始每个人都是武大郎,但是后来他们却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如果想靠勤劳致富,那必定是死路一条。只有打家劫舍,凭借着拳头去走“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道路才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在狼群里,没有羊的生活法则。武大郎是羊,那就只能被吃,谁让你不是武大“狼”?于是,尽管中国社会需要的就是武大郎,中国社会最缺的也是武大郎,但是,却偏偏没有人愿意去学武大郎,也没有人看得起武大郎。 如果再举一个例子的话,我想举的是:李小二。这个人我相信你们肯定都不太记得他了。如果看《水浒传》不够仔细的话,你甚至可能都没有看见他。李小二在《水浒传》里太渺小了,就好像我们南京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他勤奋劳动,但是不被所有人注意,有些人觉得他们很渺小,其实他们是我们南京城里真正美好的一分子。我们这个城市就是靠这些很渺小的人组成的,而不是靠那些看起来很强大,其实是靠打家劫舍,靠动不动拔刀相向的人组成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在那样的意义上是没有办法前进的。这个李小二本来是东京(就是开封)城里某饭店的服务员,是一个到东京去打工的农民工。“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钱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却得林冲主张陪话,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陪了些钱财,方得脱免。”(第10回)后来他拿着林冲送的盘缠来到沧州,入赘给一个店家,最后继承了这家小酒店。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又过了几年,林冲正好也被发配到沧州。林冲到了沧州以后,这个李小二夫妻知恩图报,对林冲照顾得特别好。其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陆虞候去沧州害林冲,是谁得到的消息并且迅速告诉林冲的呢?就是李小二。陆虞候在李小二开的那个饭店吃饭,席间讲到要害林冲的事,结果李小二赶紧去告诉了林冲,林冲这才逃了一命。可见,这个人尽管是标准的“草根”阶层,无权无势,也没有拳头,但是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知错能改,希望勤劳致富,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也理应被我们的文学作品所歌颂,遗憾的是,这一切我们在《水浒传》中我们都没有看到。 本来应该浓墨重彩去写的人物,《水浒传》没有去写,那么,《水浒传》里有没有浓墨重彩地去写的人物呢?,当然是有的,那么,这些人物是否给我们带来了美感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林冲的梁山路:从“好人”到“好汉”的退行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被《水浒传》浓墨重彩去写的人物。 讲到《水浒传》,人们最最喜欢的人物或许会有不同,但是林冲和鲁智深应该都在喜欢之列,这或许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认为林冲在《水浒传》里应该算是人性感觉比较正常的人。也是我在那个水浒梁山上所看到的最像人的人,哪怕他后来也落草为寇,但是在他的身上暴虐、血腥的东西却还是比较少的。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水浒传》里没人能够超过林冲。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林冲也正是因此才在《水浒传》里最不受重视。大家是否注意到,所谓的“逼上梁山”,在《水浒传》里其实是有两种“逼”法,一种叫做“被逼上梁山”,另一种叫做“被梁山逼上梁山”。在我看来,其实这两种“逼上梁山”的人里面真正被“逼”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林冲。因为其他的人不论是“被逼上梁山”还是“被梁山逼上梁山”,上梁山“上”得倒都是比较爽快,都是几天之内就落草为寇,只有林冲,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也心情没有畅快过一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林冲的那种正常的人性感觉和梁山的氛围是最不吻合的,也最为梁山所不容。你们是否注意到,在所有梁山好汉里只有林冲在杀人之前会大叫一声:“惭愧”。所以,《水浒传》里就拼命写他被修理、被“百炼成钢”的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把林冲从一头“羊”训练成一头“狼”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本来是个正面人物,但是在《水浒传》里面却是一直被作为反面人物来描写的。林冲在日常生活里是一个比武大郎还武大郎的非常正常也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想法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安安稳稳地在军队里做一个中级官员,正常上班,正常下班,然后跟美丽的妻子过自己的小日子。可是,他却被意外地推上了一条非常凄惨的道路。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像智深那样“一道烟走了”,而是“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第8回)。大家可以注意《水浒传》中的一个细节,林冲的第一次出场是看鲁智深比武,小说里有一句话形容他:“手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第7回)。你见过武松拿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吗?你见过李逵拿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吗?都没有。为什么呢?这说明,连作者施耐庵都感觉到,林冲身上的文人感觉和文化修养和他武术教头的身份不合适。再如,只有他曾经题诗一首,就像宋江一样,尽管还是要“威镇泰山东”,这也是他的文人感觉和文化修养的例证。而且,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就还会发现,林冲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是很善良的。比如说他跟高俅的干儿子发生了矛盾,在这里有三个细节我希望大家注意,一是他开始时天天防着高俅的干儿子,过了几天以后,他就开始“每日和智深吃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第7回)。这个人太善良了,他看高俅的干儿子也不再调戏他的妻子了,就天真地想:哦,可能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哪里知道,他林冲以及他的妻子作为一头绵羊是永远也逃不过一头狼的血盆大口的。二是林冲被发配到了沧州,李小二告诉他陆虞候要来杀他,他当时就提着尖刀在沧州找了三五天,结果没找着,《水浒传》里写:“林冲也自心下慢了”(第10回),也就是说林冲又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是,被陆虞候狠狠地害了一下。三是在鲁智深救了他以后,他却以一句“这个直得甚么?相国寺一株柳树,连根也拔将出来”(第9回),暴露了鲁达的工作单位,导致救命恩人的反遭迫害。再如他们夫妻的相处,李敖先生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中国文学是很糟糕的文学,中国人写了那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写了那么多男欢女爱的故事,但是连一个像样的爱情故事都没有。你仔细看看,果然没有。但是,我想郑重推荐,我觉得林冲和他太太的故事还算得上是一个稍微像样的爱情故事。《水浒传》里写:他们“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第8回)。可是,就恰恰是因为林冲的这种人性的正常,他才总是被《水浒传》所批评。我们看到,《水浒传》给林冲设计的“逼上梁山”的障碍最多。林冲被发配沧州,一路上被狱吏董超、薛霸两个人折腾,这是在别人的任何一个发配故事里都没有的;接着,上了梁山又被白衣秀士王伦折腾,开始是不要他,后来为了让他也成为“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同伙,又逼他下山去杀人;继而,即使是在梁山上,《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也是看不起他的,因为他不符合所谓“好汉”的标准,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太少。例如林冲的婚配,宋江动不动就给这个人分配一个太太,给那个人分配一个太太,但从来就不给林冲分。林冲的武功是非常高的,按实力排,林冲在“梁山五虎将”里应该排第一,但是却把他排在关胜之后,关胜是个窝囊废,但是因为是 | ||||||||||